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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魯歷史名人-姜太公


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生卒年不詳。姜太公的先祖曾封于呂,故以呂為氏,又稱“呂尚”。此外,在先秦文獻中還稱他為“太公望”、“呂望”、“呂牙”、“太公”、“師尚父”等,后世則俗稱其為“姜子牙”。姜太公是我國商周之際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是西周文、武、成王三代的主要政治、軍事宰輔,史稱其“佐天子為圣臣,治邦國為圣君”,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鞏固立下了卓著功勛;同時,他也是春秋戰國時代最強大的封國之一———齊國的開國始祖。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和軍事謀略,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和軍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暮年大任 助鼎天下

  關于姜太公的家世,沒有確切的史料可以考證,一般認為他的遠祖是炎帝神農氏。《國語•晉語四》說:“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其后,姬、姜兩姓即累世聯姻,成為兩個血親關系極密切的部族;在姬周政權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姜姓部族一直是周邦最為得力的羽翼。《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可見,姜太公的先祖在虞舜時曾任“四岳”(堯、舜時掌管四時、主持方岳巡守之事的官長),因輔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呂或申(都在今河南南陽一帶)。而太公這一枝經過不斷的發展和遷徙,仍以封姓呂為氏,所以姜太公又稱呂尚。

  關于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沒有確鑿可信的記載。《孟子》的《離婁上》和《盡心上》兩章都提到姜太公“居東海之濱”;《呂氏春秋•首時》也說,“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說他是“東海上人”。但這些說法都很籠統含糊。晉代張華《博物志》說得較為明確:“海曲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經注•齊乘》也說,“莒州東百六十里有東呂鄉,棘津在瑯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漢代的“海曲”在今山東日照一帶,“莒州”也在今日照下轄的莒縣一帶。據此,一般認為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在今山東東部黃海之濱的日照、莒縣一帶。

  姜太公的家世是顯赫的,但是其出身卻是低微的。很多歷史文獻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經做過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販。《戰國策•秦五》說,“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尉繚子》說:“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韓詩外傳》說:“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漢代劉向的《說苑•尊賢》也說:“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這些文獻雖然語焉不詳,說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太公垂暮之年還曾在棘津做過賣吃食的小販,在朝歌當過屠夫。此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姜太公曾經是夫入婦家的贅婿,后來因為不擅生計而被老婦逐出家門。《戰國策•秦五》說他是“齊之逐夫”,高誘注解說是“為老婦之逐”,即姜太公是作為贅婿被老婦逐出的。劉向也說“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說苑•雜言》),最后被老婦逐出家門,所以說“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說苑•尊賢》)。

  還有一些文獻提到,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經在商紂王朝中擔任過官職,后來因不滿商紂王的暴虐無道而離開,過了一段游說和隱居生活。《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說:“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西伯。”至于姜太公事紂、游說和隱居的具體細節,歷史文獻中都鮮有提及。

  姜太公的大半生一直很不得志,可以說是懷才不遇。直到在大約七十歲之后遇到周文王(西伯姬昌)時,令他大器晚成的歷史機緣才姍姍到來。

  姜太公遇文王的具體情況,僅《史記•齊太公世家》就記述了三種不同的說法。除了上引姜太公游說諸侯無所遇而歸順西伯的說法之外,“渭川坐釣遇文王”的說法更具有傳奇色彩:“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釣漁奸(通“干”,求取)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圣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一個“奸”字表明了姜太公垂釣渭水是有預謀的,其真實意圖不過是等待文王的到來。

  《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另一種說法則說呂尚原是不仕之士,隱居在海濱。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羑(yǒu)里的時候,其手下的大臣散宜生、閎夭等素知姜太公的才智,就去召請他。姜太公也聽說文王有賢名,尊長者,欣然應召。三人設計獻美女奇物給紂王,終于將文王贖了出來,使文王得以返回邦國。

  總之,不管是哪種說法,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姜太公歸周后,才真正得遇賢主,得以施展其非凡的文韜武略,成為文王、武王及成王三代最主要的政治、軍事宰輔。

  周文王從羑里返回邦國后,姜太公出謀劃策,輔佐他內修文治,外樹武功,為伐紂滅商進行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齊太公世家》說,“周西伯之脫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意思是說,文王自里脫身回來后,與呂尚密謀施行德政去推翻商朝的政權,這些事大都體現了用兵的權謀與奇妙的計策,所以后世談論用兵及周的權術都推崇姜太公是主要的策劃者。根據歷史文獻,周文王當時采取的策略,主要是表面上對商紂無比恭順而暗中則積極進行反商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對內推行德政,修德愛民,如開倉賑濟鰥寡孤獨等;對外一方面爭取虞、芮等小國的擁護,一方面則出兵滅掉崇、密須、犬夷等商朝的附庸國;同時,大力興建豐邑,使周的勢力悄悄向東發展。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逐漸蠶食和削弱了商紂的統治,使周的勢力范圍得以極大的擴展,為武王伐紂滅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一切,大多出自姜太公的謀劃,正所謂“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齊太公世家》,以下只注篇名)。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繼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周本紀》)。此后,姜太公繼續輔佐周武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業,參與策劃和指揮了反商伐紂的軍事行動,為西周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做出了重要貢獻。

  據《齊太公世家》記載,周武王九年的時候,曾經進行過一次反商伐紂的軍事預演,在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縣東北)結成了反商大同盟。“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后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為了試探諸侯是否聽從號令,軍隊出發時,姜太公手執黃斧白旄誓師,說:“蒼兕蒼兕(水獸名,這里指掌管舟楫的官名),集合你們的部隊,給你們船只,遲到的斬首!”到了盟津后,諸侯事先未經約定而前來會師的就有八百家,并一致認為可以討伐紂王。由于武王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這次并沒有真正展開伐紂的軍事行動。不過,通過這次試探性的會盟,姜太公實際上是協助武王成功地組織了一次伐紂的軍事演習,聯合諸侯,結成了反商大同盟。

  兩年后,商紂王殘忍地剖殺了賢臣比干,囚禁了賢臣箕子,進一步暴露了其暴虐無道的本性,武王伐紂的時機終于到來了。可是,出師前進行占卜的結果卻不吉利,而且暴風雨大作,大臣們都感到恐懼。只有姜太公不迷信龜兆和天象,說“枯骨死草,何知吉兇”(《論衡•卜筮》),認為枯死的龜骨和蓍草哪里知道什么兇吉,堅決勸武王出兵。于是,武王出師伐紂,在牧野與商紂進行了大決戰。《史記•周本紀》記載:“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武王會集諸侯兵力四千輛戰車陳師于牧野,紂王也發動大軍前來拒敵。武王先派師尚父帶領百名勇士沖入敵陣挑戰,然后以大部隊沖向紂王的部隊。最終紂王大敗,登鹿臺自焚身亡。可見,在武王伐紂從謀劃、決策、出征到敗敵的全過程中,姜太公都表現出超人的膽識和才智,不僅是文治武功兼具的領兵主帥,而且也是身先士卒的戰場勇士。《詩經•大雅•大明》這樣贊頌牧野之戰中的姜太公:

  
牧野洋洋(牧野戰場多寬廣),
  檀車煌煌(兵車鮮明而堂皇),
  駟騵彭彭(戰馬威武而雄壯),
  維師尚父(我們的統帥師尚父),
  時維鷹揚(真像蒼鷹在飛翔)。

  滅紂之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做好戰爭善后工作以及穩定民心、鞏固政權的措施。他一方面散發商紂囤積的錢糧,賑濟貧民,即所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另一方面,“封比干墓,釋箕子囚”,以爭取人心。同時“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除舊布新)”。所有這些,也是“師尚父謀居多”(《齊太公世家》)。

  周武王推翻商紂、定鼎天下以后,對功臣謀士和宗室進行了大分封。《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由于功勛卓著,姜太公被作為第一號功臣,封在齊地,建都營丘(今山東臨淄東北)。之所以將他封到齊地,可能出于兩種考慮,一是姜太公本是東海一帶的人,二是當時齊地是東夷(東方各部落)雜居的地方,在周的政權剛剛建立之時秩序尚未完全穩定,要依靠他去治理,以達到“以蕃屏周”的目的。

  據《齊太公世家》記載,姜太公帶領隨從和兵士前往封國的路上,夜宿旅舍,走得很慢。旅舍的主人在外面議論說:“時機難得而容易錯過,這些客人睡得很安穩,大概不是去封國就任的吧。”姜太公猛然驚醒,穿上衣服連夜趕路,天亮時就到達營丘。果然,營丘附近的萊夷人前來攻打。原來周政權剛剛建立,還未及安定遠方各國,所以萊侯趁亂前來爭奪營丘。幸虧姜太公及早趕到,擊退萊人,建立齊國,為西周政權在東方開創了一個穩定的局面。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兩年就去世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周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擔心天下人趁機反叛周室,就代替成王攝政。這時宗族內部就有人散布流言,說周公將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情。同時,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也勾結原是被武王派去監督他的管叔鮮、蔡叔度等人,覬覦王位,蠢蠢欲動。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周公首先尋求姜太公等老臣的支持。“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退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反叛)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魯周公世家》)正是在姜太公等老臣的理解和支持下,周公才得以安定了內外人心,穩住了局勢。后來,當周公準備東征去平定武庚、管、蔡叛亂的時候,又派召公以成王名義命令姜太公說:“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太公世家》)

  姜太公很好地完成了“以蕃屏周”的重任,支持周公攝政討逆,為穩定西周政權、維護天下一統做出了重要貢獻。

  姜太公封齊之后,對齊地進行了精心的治理,經過一番艱苦的創業之后,逐漸建立了一個強大而富庶的東方諸侯國,并開創和形成了獨特的齊文化傳統,由此成為齊國的開國始祖和齊文化的奠基人。

  根據史書的記載,齊都營丘一帶原是一片荒涼的鹽堿地,出產不多,人口稀少。《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說:“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xì,鹽堿地)鹵,人民寡。”《漢書•地理志》也說:“齊地負海潟鹵,少五谷而人民寡。”在這種情況下,姜太公本著務實的原則采取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齊太公世家》)和“尊賢智,賞有功”(《漢書•地理志》)等一系列措施來治理齊國。在政治上,他大力推行“尊賢尚功”的治國方針。《呂氏春秋•長見》記述了一段姜太公和周公旦關于如何治理自己封國的對話,與周公旦的“親親上恩”不同,姜太公提出的治國方針是更注重實際效用的“尊賢尚功”,也就是尊重賢者,推重功業。在文化上,他則因地制宜地提出“因其俗,簡其禮”,也就是尊重當地風俗,簡化禮制,實行文化寬容政策。在經濟上,他提倡商業和手工業,并利用齊國的沿海條件,發展漁鹽生產。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終于將齊國建設成為一個實力雄厚而且“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貨殖列傳》)的東方大國。同時,在治理齊國的過程中,他將形成于西方黃土高原的周文化與呈現出濃厚的濱海特色的東夷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齊文化傳統。

姜太公像

文韜武略 安邦立國

  姜太公是商周之際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的軍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內容很豐富,但是由于年代久遠,文獻稀少,所以現在很難見其全貌。較為集中地體現姜太公政治和軍事思想的是大約在戰國中后期出現的《六韜》一書。《六韜》是一部以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寫成的談論治國與用兵之道的兵書,所論話題廣泛涉及政治、軍事、哲學等各個領域,包括《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和《犬韜》六篇。雖然《隋書•經籍志》兵家類題《六韜》為“周文王師呂望撰”,但自宋代以來的學者多對此表示懷疑,認為《六韜》不是姜太公的著作。目前一般認為,《六韜》應該是在戰國中后期由后學假借姜太公之名寫成的。《六韜》雖然不是姜太公親著,但卻是保留和反映姜太公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的集大成著作。

  姜太公的政治思想概而言之,主要表現為以民為本的愛民思想、舉賢尚功的實用思想、重視賞罰的法紀思想和重視發展農業與工商業的經濟思想。

  姜太公從商之所以亡和周之所以興的時代更迭之中深深地體會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獨得)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文韜•文師》)的道理。所以,當文王問他“治國之大務”時,姜太公的回答是“愛民而已”(《文韜•國務》)。而愛民的具體含義是“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具體做法則是“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相反,如果“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同上)。可見,姜太公愛民思想主旨就是要保障人民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惠民利民,順應民心民意。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姜太公就封齊國時,才會根據齊地的實際情況實行“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等一系列順民、富民的政策。

  在提倡愛民的同時,姜太公還主張“尊賢尚功”,推行注重實效的治國方略。《六韜•文韜》中有《上賢》、《舉賢》兩章,大體都是對姜太公“尊賢尚功”思想的具體陳述。“尊賢尚功”的具體含義是尊重和任用賢能的人才,推重和崇尚功利、功業。“尊賢”是“尚功”的前提,“尚功”則是“尊賢”的最終目的。《舉賢》篇中,面對文王提出的“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的矛盾,太公指出問題的關鍵在于“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而造成這種“有名無實”的過失則在于“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真賢也”。他進一步指出了舉賢中常見的弊病:“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結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結黨營私)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于危亡。”要避免這樣的弊病,就應該“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矣”。在《文韜•六守》中,姜太公還提出了選用人才的“六守”,也就是六條應該堅持的標準,即“仁”、“義”、“忠”、“信”、“勇”、“謀”,并提出了用人時對這六條標準進行考核的具體辦法。總之,姜太公的“舉賢尚功”思想充滿了很強的效益意識和務實精神,同時也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

  與“尊賢尚功”的實用思想相應,姜太公非常重視法紀和賞罰。《文韜•法治》中說,文王問太公“治國之所貴”,太公說,“貴法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可見,姜太公非常重視遵循法紀對治國的重要意義,主張依法治國。而依法治國就要做到令行禁止,賞罰分明,所以姜太公又很重視對賞罰的正確運用。他說:“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文韜•賞罰》)也就是說,用賞貴在守信,用罰則貴在必行;賞必信,罰必行,讓人們的耳目可以聽到看到,那么即使沒有聽到看到的人,也沒有不被賞罰所暗中感化和震懾的。他還強調實行賞罰應當公正無私,不以愛憎為轉移,即“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文韜•盈虛》)。可以說,這種重視賞罰的法紀思想對于姜太公在輔周滅商和治理齊國的實踐中最終都能成就功業,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

  姜太公還主張治國應該富民,以達到強國的目的;而富民的關鍵則是要重視發展農業和工商業。姜太公主張“富民”是其“愛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同時也是從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得出的必然認識。劉向《說苑•政理》載,當文王問到怎樣治理天下時,姜太公答道,“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之國富倉府”。也就是認為只有富民,才能真正稱王于天下;如果只富士人或大夫,則這個國家只能稱霸一時或僅僅維持存在的現狀;如果統治者只顧充實自己的府庫,最終就會亡國。姜太公富民的具體經濟措施就是重視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他認為“人君有六守三寶”,其中“三寶”就是“大農、大工、大商”;“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文韜•六守》)。通過三業并舉,才能最終使百姓富足,國家安定。

  姜太公的軍事思想是在輔周滅商的戰爭實踐中發展和成熟起來的,包含了博大豐富的內容。概言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兵為兇器。

  《六韜•武韜•兵道》中,姜太公說:“故圣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公視“兵為兇器”,認為戰爭是吞噬人民生命財產的怪物,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發動戰爭。這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戰爭觀,與他政治上的“愛民”思想可以說是一脈相通。正是基于這樣的戰爭觀,他才輔佐周武王吊民伐罪,發動了伐紂滅商的正義戰爭,并最終取得了勝利。

  二、注重文伐,不戰而勝。

  姜太公論兵,極重謀略,追求不戰而勝的至高境界,即所謂“全勝不斗,大兵無創”(《武韜•發啟》)。而獲得不戰而勝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伐”。所謂“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仞而伐之也”(《武經七書匯解》),也就是以非軍事的手段分化和瓦解敵人。在《武韜•文伐》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條“文伐”的計謀,主要是:因其所喜,以順其志;親其所愛,以分其威;陰賂左右,得其深情;輔其淫樂,以削其志;嚴其忠臣,而薄其賂;收其內,間其外;欲錮其心,必厚賂之;賂以重寶,因與之謀;尊之以名,無難其身;下之必信,以得其情;塞之以道,迷其耳目;養其亂臣以迷之。這十二條“文伐”之計,可以說是姜太公謀略的典型體現。

  三、論將之道。

  姜太公非常重視軍事將領的重要性。在《龍韜•論將》中,他對周武王說,“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當周武王問他為將之道的時候,姜太公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在《龍韜•選將》中,姜太公又提出了選將的方法。他先向武王列舉了十五種外貌與內情不一致的情況,認為選將不應以貌取人,而應進行深入的求證。求證的辦法有八種,即“八征”:“問之以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通過這八個方面的求證,“則賢、不肖別矣”。姜太公認為為將應該注意樹立威信:“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審慎)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悅)者,賞之。”(《龍韜•將威》)同時還應該以身作則,與士卒同甘共苦:“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龍韜•勵軍》)

  四、兵為詭道,出奇制勝。

  姜太公認為,戰爭行為是崇尚詭詐和謀略的,應該運用靈活的戰略戰術。他說:“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圣人將動,必有愚色。”(《武韜•發啟》)又說:“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韜•兵道》)因此,只有善于在奇正虛實之間靈活轉換,施奇謀,用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才能克敵制勝,達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他還在《龍韜•奇兵》中,具體論述了二十六種運用奇兵的方法。

  五、抓住戰機,時至不疑。

  姜太公特別強調在戰爭過程中應該善于抓住戰機,并果斷地采取行動。他說:“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文韜•明傳》)又說,“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后時,反受其殃”(《龍韜•軍勢》)。在戰爭中,最忌猶豫不決,狐疑不定。善于作戰的人,面對稍瞬即逝的戰機,一定能夠準確把握,果斷出擊。如果貽誤戰機,反而會給自身帶來災難。所以在《犬韜•武鋒》中,姜太公特別列舉了十四種可以克敵制勝的有利戰機。武王出征伐紂之前,因為占卜不吉和風雨暴至而使群臣恐懼的關鍵時候,姜太公正是看準了伐紂的時機已經到來,不可貽誤,所以才堅決主張出兵,最終取得勝利。

  六、兵農合一,寓兵于民。

  姜太公認為人民群眾甚至是農耕器具都可以在戰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他說:“戰攻守御之具盡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干也;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鈸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道,盡在于人事也。”(《龍韜•農器》)這可以說是最早的關于兵農合一、寓兵于民的軍事思想。

  綜觀姜太公的政治、軍事思想,內容很豐富,涉及面很廣,而且貫穿著一條基本的精神主線,那就是通權達變,務實尚用。

文治武功 惠及后世

  姜太公是商周換代之際的風云人物,他大器晚成,卻立下了不朽的豐功偉績,被尊為周師齊祖。他的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不僅開創了獨具特色的齊文化傳統,而且對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姜太公的政治才華主要是在齊國得以施展的。他在治齊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順民富民、尊賢尚功、重視賞罰法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謀略,多為后人所廣泛效法和借鑒,并對齊國的社會和文

  化傳統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姜太公推行的“因其俗,簡其禮”、強調順應民俗民意的治齊策略,被齊國后來的歷代政治家們如管仲、田駢等人所繼承,由此形成了一種對不同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保持寬容態度的思想傳統,使齊國的文化發展獲得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不同的思想學說都能在這里競相呈現,得以發展,最終醞釀了戰國時代齊稷下學宮的那種自由開放的學術風氣。姜太公“尊賢尚功”思想直接開創了齊國推崇實利和功效的社會傳統,形成了一種積極進取的社會氛圍,所以《漢書•地理志》說:“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中,像管仲這一類身份較低的杰出人才才有可能獲得晉身之階,得以成為春秋時代齊國政治舞臺上獨領風騷于一時的重要人物,并直接促成了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姜太公重視賞罰法紀的思想也對齊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姜太公之后,管仲倡導禮法并用,晏嬰則十分強調禮制的重要性,齊國稷下學派中也有研究刑名法紀問題的學派,使禮法之學成為齊文化的一個重要傳統。姜太公重視發展農、工、商三業的思想,也多為管仲等后世政治家所繼承。管仲認為“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主張大力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并繼承和發展了姜太公“三寶”并重的思想,提出了士、農、工、商“四民分業”的主張。總之,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在齊國形成了一種講求實際、重視實效、推重實業的社會意識,從而形成了齊文化傳統。

  姜太公作為一個杰出的軍事謀略家,其軍事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司馬遷說,“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可以說是肯定了姜太公作為中國兵家始祖的地位。姜太公的軍事思想對齊國的影響最深,使得中國古代的兵學,歷來都以齊國為最。先秦時代,中國最杰出的軍事家大部分都出于齊國,如管仲、司馬穰苴、孫武、孫臏、田單等;最杰出的軍事著作也都出于齊,如《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其中《孫子兵法》更是一部震古爍今、產生世界性影響的軍事巨著;而一些深受齊國兵學影響的非軍事學者如晏子、荀子等也都熟諳兵道,喜論兵法,所以《晏子春秋》、《荀子》中也都有論兵的重要內容。這一切,可以說都是源自姜太公的流風余韻。秦漢以降的歷代兵家如張良、曹操、諸葛亮、李靖等人,也都從姜太公軍事謀略中獲得教益,得到啟發。此外,后代也有很多人偽托姜太公之名撰寫兵書兵法,以致種類繁多,亂花迷徑,難以考辨,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凡此種種,都表明了姜太公在中國古代兵學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總之,姜太公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其文韜武略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封神榜》等中國民間傳奇和故事中甚至被塑造成一個可以通天地、役鬼神的得道高人,成為一個被神化的人物。

  
參考文獻:
  
  1.姜國柱:《姜太公評傳》,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徐樹梓主編:《姜太公與齊國軍事文化》,齊魯書社1997年版。

  3.王志民主編:《齊文化概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姜太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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