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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實際出資人無法回避的法律風險



    公司的實際出資人出于對實際情況的種種考慮,加上對法律性質的不了解,往往不會與受托人簽訂一份這樣的書面合同,以為只要自己出資、管理公司、領取分紅等等就足以證明自己為公司股東,殊不知,一旦產生糾紛,自己往往處于極為不利的法律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下稱“規定三”)出臺之前,筆者曾提出公司股東并沒有“隱名”、“顯名”之分,在公司股東名冊或登記簿上登記的股東就是公司股東,反之則不是,所謂隱名股東根據其與公司登記股東之間的法律關系可以稱為委托人,并建議運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和第四百零三條關于“間接代理”的規定來處理委托人、受托人和公司其他股東的三方關系。

  在當時,我個人認為,通過他人投資有限公司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應有清晰的協議,對雙方的關系有明確的定性,對各種情況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2、委托人應有確實可查的交付出資證明;3、法律風險不可避免。

  “規定三”第二十五條基本上印證了我的上述觀點,這一規定使用了“實際出資人”這一概念,而不稱隱名股東,該條第一款就強調了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之間應有合同,第二款強調了實際出資人應是實際履行了出資義務,第三款強調了實際出資人要成為公司股東須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

  實際出資人面臨的法律風險

  如果一個實際出資人沒有做好上述幾點會產生什么樣的法律風險呢?最近碰到的一個案例能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

  A公司是于2006年7月7日經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核準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顯示:公司設立時的股東為張某和聶某,注冊資金5萬元分別由張某出資2.55萬元(占股份比例51%)和聶某出資2.45萬元(占股份比例49%)構成,會計師事務所對注冊資金進行了驗資,法定代表人為張某,張某和聶某的姓名、出資額、持股比例均記載于公司的股東(發起人)名錄中,公司設立時的公司章程載明張某和聶某是公司股東;2006年8月10日,A公司的注冊資金從5萬元增加至100萬元,增資后張某出資額為51萬元(占股份比例51%),聶某出資額為49萬元(占股份比例49%),會計師事務所對新增注冊資本進行了驗資,增資后的公司章程仍載明張某和聶某是公司股東;2007年5月30日,A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張某變更為劉某;2009年12月11日,通過一份股份轉讓協議,A公司股東聶某將其49%股份轉讓給劉某,張某將其1%股份轉讓給劉某,自此A公司的股東由聶某、張某變更為劉某、張某,各占公司股份比例50%;2011年7月1日,通過另外一份股份轉讓協議,張某將其50%股份轉讓給郭某,A公司股東由劉某、張某變更為劉某、郭某。

  2011年5月,張某向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起訴劉某和第三人聶某,稱2009年12月11日張某與聶某、劉某簽訂的股份轉讓協議中的張某簽名系偽造,要求:1、確認該轉讓協議無效;2、判令劉某向其移交公司賬冊;3、訴訟費用由劉某承擔。劉某隨后也向越秀區法院提起了反訴,要求:1、確認張某為公司名義股東,真正股東為劉某;2、判令張某的股權過戶給劉某;3、訴訟費用由張某承擔。2011年6月,張某向越秀區法院撤回了起訴。

  2011年8月,張某向越秀區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起訴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認為工商局將公司股東登記變更為劉某的具體行政行為錯誤,要求予以撤銷。

  2011年9月,劉某向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了民事訴訟,起訴A公司和張某,要求確認劉某是張某的實際出資人和真正股東,要求張某停止侵權行為并承擔訴訟費用。

  2011年12月,越秀區法院以行政訴訟的審判需以劉某訴張某的民事訴訟結果為依據為由,裁定中止了行政訴訟的審理。

  劉某訴A公司和張某股權確認糾紛一案立案后,法院先后進行了五次開庭審理,追加了聶某、郭某、金某(美國籍)作為第三人參與訴訟。而最終判決結果對于原告劉某是不利的,主要理由在于法院認為原告的證據和主張難以讓法官做到內心確信,依照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應由其承擔不利后果,因而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實際出資人的兩難地位

  法院認為,案件的爭議焦點是:原告劉某是否被告張某名下股份的實際股東問題,原告向A公司實際出資和參與了公司經營管理能否確定原告享有股東身份。

  關于原告是否被告張某名下股份的實際股東問題,其實質是確認原告與被告張某在A公司的股東身份登記上是否存在隱名和顯名的關系。對此,法院認為,要確定這一關系,首先雙方之間應當在這一問題上存在協商一致的合意,但原告未能提供證明存在這一合意的證據,而且被告張某對于身份證出借給原告辦理公司登記的事實不予認可,因此,原告的主張證據不足。第二,從A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看,張某作為公司股東的身份已記載于公司章程和發起人名錄中,張某符合A公司股東的特征。第三,向公司實際出資并不是取得股東資格的決定性條件,雖然張某本人沒有向公司注資,其承認的實際出資人金某也未能舉證證明實際出資,但即使原告所述注冊資金由其投入的事實成立,所產生的法律關系也只是原告與張某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告并不因此當然取得股東資格。第四,股東參與公司經營、管理和決策,是股東行使股東權利的表現,但是否行使這些權利不是判斷股東資格的唯一標準,原告以其實際參與了公司的經營管理和決策而認為自己是實際股東,缺乏法律依據。最后,原告對于非公示性文件的《股東會決議》上為何要出現被告張某的名字無法做出合理解釋,而且對于聶某的銀行卡為何由李某持有并知悉密碼也未能給出合理解釋,因此,不排除張某和金某所述事實成立的可能性,原告未能對疑點進行合理排除,其觀點和理由難以成立,因此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對于此類案件,目前一般是作為股權確認糾紛處理,但實際上,應該將其作為委托合同糾紛處理比較合適。首先是因為公司法規定了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第三人轉讓股份須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公司法第七十二條),“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也明確了未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法院不能判決實際投資人直接登記成為公司股東,因此這類糾紛的處理結果一般是判決確認委托持股關系的存在,并解除雙方的委托合同,判令受托人將股份轉讓給委托人,至于如何轉讓,具體遵循公司法第七十二條的規定即可;其次,這類糾紛中委托人并不是公司名義上的出資人,并不能通過訴訟當然取得股東權利,因此將這類糾紛歸為股權確認糾紛是不妥的,反而會引起很多混淆,讓人誤以為委托人本來就應當是公司股東,從而從委托人是否行使了股東權利、得到股東應有的分紅等方面去考察案情,很容易導致審判方向上出現偏差,影響當事人、律師、法官等訴訟參與人員的判斷。

  明晰了其性質為委托合同糾紛,自然會將重點落在委托合同關系上,也就是說,在這類案件中,是否存在這一委托合同關系就成為案件的關鍵。而現實中,實際出資人出于對實際情況的種種考慮,加上對法律性質的不了解,往往不會與受托人簽訂一份這樣的書面合同,以為只要自己出資、管理公司、領取分紅等等就足以證明自己為公司股東,殊不知,一旦產生糾紛,自己往往處于極為不利的法律地位。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實際出資人一定要認識到在公司股東名冊或登記簿上登記的股東就是公司股東,反之則不是,自己與名義股東之間存在的是委托合同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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